杨绛： 回忆我的父亲

       作者简介：杨绛（1911-2016）,原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作家、文学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先生的妻子 。被世人称作：最才的女，最贤的妻，最通透的智者。一生历经战乱、动荡、生离死别，却始终保持内心的淡定与从容。

　　前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要我写一份先父杨荫杭的资料。来信说：“关于杨荫杭先生由革命党人转向法政学者，这中间的原因和过程如何，是史学界所关心的，盼望予以介绍。”
　　我只写了一份父亲的简历，对于提出的问题，不敢乱说，没有解答。其实，我虽然不能算“知道”，却也不能说“不知道”；不仅对所提的这一转向，就连以后的转向，我即使不能说“知道”，也都有我的体会。近年来追忆思索，颇多感触，所以想尽我的理解，写一份可供参阅的资料。
　　日本中岛碧教授、美国李又安(Adele Rickett)教授曾分别为我查核日本和美国的资料。此文一九八三年发表后，一九九〇年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邹振环同志提供了有关我父亲翻译工作的资料；一九九二年江苏教育学院翟国璋同志提供了有关我国现代史的资料。我已把原文相应修改。谨向他们致谢。
　　一九九三年二月二日
　　一
　　我父亲杨荫杭（1878—1945），字补塘，笔名老圃，又名虎头，江苏无锡人。
　　一八九五年考入北洋大学堂（当时称“天津中西学堂”），一八九七年转入南洋公学。一八九九年由南洋公学派送日本留学，卒业早稻田大学。他回国后因鼓吹革命，清廷通缉，筹借一笔款再度出国，先赴美国，入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系，一九一〇年获法学硕士学位。一九一一年归国，在北京政法学校任教。同年七月十七日，我生于北京。
　　曾祖父、祖父两代都是浙江小地方的穷官、穷书生，家中仅有祖传老屋，无半分田产。父亲求学，全凭考试公费支撑。
　　我曾追问父亲儿时光景，他只说和普通孩童别无二致。再三追问，他找出一只二寸长的青花陶小靴，说幼时坐在祖父膝头，祖父常剥满一靴瓜子仁，教他背白居易诗句：“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
　　二姑母讲过父亲少年趣事：他曾捉一只蛤蟆，喷水念咒，扣在花盆底下，称叫它土遁。一周后想起，翻开花盆，蛤蟆饿成皮包骨头，却还活着。父亲自己也常讲少年在校的玩笑：同房松江同学把“书”读成“须”，他便故意逗人，说要去撒一泡“须”；班里胖子遭众人取笑，放言众人老来都会发胖，父亲摸着自己中年发福的肚子笑说：“我那时回他，我若发胖，便自杀。”
　　父亲在南洋公学时，同学闹学潮，洋人校长镇压，要开除带头的广东学生。众人畏缩不敢作声，唯独父亲挺身而出：“算上我一个。”最终二人一同被除名，时为一八九七年。这段往事，父亲极少主动提起。
　　在日本留学期间，父亲结识孙中山、黄兴，加入同盟会，和同学创办《译书汇编》，翻译欧美政法名著，传播民主革命思想。归国后奔走江浙，联络志士，秘密宣传反清，遭官府搜捕，只得变卖家中物件凑路费，远走美国避祸。
　　二
　　辛亥革命后，父亲历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浙江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审判厅长、京师高等检察长。
　　父亲为官，一生坚守司法独立，不肯屈从权贵。他调任浙江高等审判厅长时，当地有恶霸杀人，拿钱打通关节，督军、省长皆出面庇护。依照当时宪法，行政官员不得干预司法，可督军、省长权势滔天，人人劝他从轻发落。父亲力排众议，坚持依法判处恶霸死刑，不惜与两大官员对峙，不久便被调离浙江。
　　后来他回江苏任审判厅长，张勋带兵入京，地方士绅联名登报拥戴。父亲偶然在欢迎名单里看见自己的名字，才知属下擅自代他署名，以为木已成舟，他无可奈何。父亲极看重名节，说“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当即在报上登大字启事，声明自己从未参与拥戴。事后他笑说自己太过不通世故，友人劝他不必多此一举，他却问我：“你懂林肯那句话吗？Dare to say no！你敢说不吗？”
　　父亲凝重有威，我们子女从小都敬畏他，可他从未打骂过孩子。我们淘气闯祸，他只急着唤母亲过来训斥。钱钟书初次见父亲，也心生敬畏，过后对我说：“爸爸是望之俨然，即之也温。”我们虽怕他，却格外亲近。饭后他总叫母亲备些点心，让孩子们围坐分食，戏称“放放焰口”。
　　父母相伴一生，如同知己，我从小到大，从未听见二人争执半句。旧式夫妻多有隔阂，我父母却无话不谈。两间卧房只隔一道常开的小门，母亲床头摆着父亲特意买来的大字本《石头记》，每晚睡前总翻读小说消遣。父亲有任何心事、官场委屈，回家都会细细讲给母亲听，母亲总能温和宽慰。
　　父亲酷爱植物学。大暑天曾和同乡植物学家同去百花山采集标本，在外一周，脸晒得紫红，许久才褪去颜色。别家孩子去万牲园看狮虎，父亲独自去植物园寻花草。带回的野草野花，他用裁得齐整的小白纸条固定在厚橡皮纸上，标注科属、中文名、拉丁文名，每张标本覆一层透明薄纸，厚厚一叠用木夹夹紧、脚踩压实捆好。标本辗转无锡、上海、苏州，后来家中清理杂物，被一所中学收去做教学材料。
　　三
　　我在苏州读书时，时常住校，回家便寸步不离跟着父母。父亲闲暇在家，或是伏案读书译书，或是整理花草标本，极少应酬。他常对我们说：“生活程度不能太高。”这句话他时时念叨，朴素道理，影响我一生。
　　父亲做律师，却并不喜欢这份行当。他学法，本想守护弱者，可民间官司十有八九为争夺财产，婚姻纠纷根底也是钱财。常有富人上门，想托他欺压家中弱小亲人。一回，有中年男子托他剥夺庶出小妹妹的遗产，妹妹尚在读中学。父亲听罢勃然大怒，当场训斥那人，断然回绝案子，不肯帮恃强凌弱之人。
　　家里孩子顽皮，父亲时常暗中纵容。冬日鱼缸结冰，我们想自制冰激凌，母亲必定不许，我们偷偷和父亲商量。他不阻拦，还给我们出主意：冰上淋开水、去灶房、或是到他书房火炉边。我们选了书房，材料简陋，味道苦涩，父亲还浅尝一口，不揭穿我们偷拿食材的小动作。
　　一次我们偷吃年糕，怕母亲责怪，藏到阁楼角落。父亲明明看见，却装作不知，只忍着笑绷着脸，事后也不曾告发。他懂得孩童小心思，包容我们小小的顽劣。
　　家中从不强迫我们死读经书，父亲读书杂博，诗词、法学、植物、外文无不涉猎，任由我们自由翻取书架上书。他从不规定功课，只教我们明辨是非，敢说真话，不依附他人。当年学校推选女生上街游行宣传，我不愿去，回家求父亲帮我推脱，说可以称“家里不赞成”。父亲一口拒绝：“你不愿去，便自己拒绝，不必借我的名头。少数要服从多数，但你有理，大可直言，去不去，决定权在你。”
　　我到校后坚持不愿参与，校长当众训斥我，我依旧不肯妥协。事后一同出去宣传的女同学，反倒被军官借机邀去游园吃饭，校长后怕，再不许学生外出。这件事让我真正懂了父亲那句“Dare to say no”的分量。
　　四
　　一九二〇年，父亲辞去京师高等检察长之职，赴上海任《申报》副总编，同时重开律师事务所。他嫌上海人情繁杂，不愿久居，举家迁居苏州，自建宅院定居。
　　父亲晚年看淡官场，寄情读书、花草、诗文，常写旧体诗，笔名老圃。乱世之中，见民生疾苦，笔下文字多藏忧思，却不怨天尤人。他看淡名利，有人劝他再度出山做官，他一概推辞，只愿守着家人，安度时日。
　　母亲先于父亲离世。父亲看着破败空落的家，长叹一口气说：“幸亏你母亲先走，不然见这般光景，必定伤心难捱。”安葬母亲时，父亲特意选用水泥墓穴，说石板易被乱世之人撬开，水泥无利可图，能安稳藏骨。可多年后父亲中风猝逝于苏州，我们仓促赶回，亲友用石板下葬，我心中满是愧疚，没能早些记住父亲这番话。
　　后来世道动荡，父母墓碑尽数损毁。我只愿父母长眠灵岩山谷，与山石草木相融，静静随岁月流转，再无纷扰。
　　五
　　父亲一生，从革命志士到司法官员，再到文人律师，几番转变，内核从未更改：正直、独立、体恤弱小，不肯随波逐流，不肯委屈本心。
　　他不曾留给我们丰厚家产，却把立身之道全数传给子女：做人要有底气，敢于拒绝不义之事；待人保有温和，心怀怜悯弱者；物质不必奢华，精神自有富足。
　　我年岁渐长，时常追忆父亲。他望之严肃，相处却温润；治学严谨细致，待人包容宽厚；身处乱世，始终守住一身风骨。儿时不懂他奔走操劳、为官坎坷，长大历经世事，才明白他一生坚守有多难得。
　　那些灯下整理标本的午后、饭后分食点心的黄昏、和他争辩是非的夜晚，都成心底最温柔的念想。父亲教我的道理，伴我走过半生风雨，终身受用不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