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锋评】治理当少些“应声虫”、多些“啄木鸟”
《说苑·臣术》记载,高缭在晏子门下任职三年,循规蹈矩、未有过失,却遭辞退。旁人不解,晏子直言:“婴仄陋之人也,四维之然后能直,今此子事吾三年,未尝弼吾过,是以逐之也。”
无独有偶,诤臣周舍去世,赵简子为之痛哭,留下“众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的感慨。一逐一悼间,折射出古人朴素的治政智慧:如果身边只有随声附和之人,执政者就容易困在信息茧房,难察疏漏、难辨实情。放到今天的治理实践中,只知唯唯诺诺、不愿纠偏的“高缭式应声虫”并不少见,敢于直面问题、主动预警风险的“周舍式啄木鸟”却尤为珍贵。一个班子、一级组织,不能只有随声附和的“应声虫”,更要有较真尽责的“啄木鸟”前者以求不出错回避责任,后者则以敢指过失护卫事业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营造敢讲真话、敢讲实话、敢讲心里话的良好氛围,鼓励广大党员干部本着对党、对事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敢于反映真实情况,敢于指出问题不足。”穿越千年,古人渴求谔谔之臣的治理理念,为新时代净化政治生态提供了有益镜鉴。敢谏善谏不是吹毛求疵,而是防范风险、校正航向的现实需要;闻过则喜也不是道德口号,是党组织自我革新的应有自觉。反观当下,少数地方和单位仍有“现代版高缭”的影子:有的不研判本地实际,机械照搬上级部署;有的看见隐患漏洞,选择视而不见;还有的议事会商随大流、讲场面话,即便心存异议,也不愿坦诚发声。这类干部求的是不出差错,把明哲保身当成处世法则,唯独缺少啄木鸟排查病灶、防患未然的责任担当。
服从安排本是党员干部履职本分,但守规矩不等于盲从,抓落实更不等于照本宣科。真正的执行力,是在吃透上级精神的基础上结合实际创造性落地。应声虫式的“服从”,把“听话”当作最高标准、把“不发声”当生存策略,以回避矛盾规避风险:任务来了机械照转,不结合基层实情校准方向;矛盾露头绕道而行,不主动提醒可能出现的偏差;方案有瑕疵默不作声,等着问题暴露后再被动补救。表面看整齐划一、落实迅速,实则背弃了参谋辅政、查漏补缺的岗位职责。
须知,“应声虫”多了,容易滋长“多言多失、沉默最稳”的不良风气。不少干部不愿发声,本质上还是担心被贴上“挑刺”“不合群”的标签。于是民主生活会批评变成“温情提示”,业务会商变成“集体点赞”,一线反馈变成“报喜不报忧”。长此以往,决策听不到一线声音,隐患便在沉默之中不断累积。
啄木鸟式的担当,绝非刻意唱反调,而是立足岗位职责,带着公心看问题、盯着实效提意见。一项政策从顶层设计到基层落地,难免遇到水土不服;一套方案从纸面规划到落地见效,难免存在考虑不周的盲区;一次调研、一项项目推进,也会有看不见的风险点。啄木鸟的价值,就是跳出机械执行的思维定式,多一层审慎审视,把容易忽略的短板、潜藏的风险及时摆到台面上。这种提醒不是拆台添乱,而是校准航向的补台护航。
培育多出“啄木鸟”的干事生态,不能只靠干部个体自觉,还得要土壤、导向、制度托底。领导干部要拿出宴子那样的胸襟,主动开门纳谏,打消干部“说了白说、说了招忌”的顾虑;选人用人、考核评价要跳出“无过即是优秀”的惯性,既看抓落实的执行力,也看察隐患的洞察力,划清消极守摊和积极履职的界限,立起敢言即尽责的导向;同时畅通常态化意见反馈渠道,健全真话保护机制,让基层声音有出口、合理建议能直达决策层,让啄木鸟有空间、有舞台、有底气。
一声应和易得,一句良言难求。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既要有闻令而动的执行力,也要有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唯有少一些人云亦云的“应声虫”,多一些务实较真的“啄木鸟”,才能及时清除治理肌体上的蛀虫,保证各项事业蹄疾步稳、行稳致远。(张明)
编辑: 陈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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