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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大愚高万杰夫妇。（资料照片）
江大愚在地主家放牛三年所得的两块银元。
金寨县汤家汇镇境内的红25军、红28军合编地旧址。
7月3日午后，细雨蒙蒙。
记者来到安徽省军区合肥第一干休所采访红军后代江建中。他搬出一对铁皮箱，拭去浮尘，里面整齐存放着父亲江大愚获得的一枚枚勋章、一张张证书，还有抗日战争时期缴获的日军望远镜和刺刀。江大愚戎马一生的印记，在记者眼前徐徐铺展。
在一个不起眼的小盒子里，江建中轻轻展开一张泛黄破损的黄皮纸——两枚银元静静躺在其中。他的动作忽然慢了下来，拿起银元轻轻摩挲，又站在窗边细细端详。时光，一下拉回到100多年前……
“父亲1914年8月出生，家里赤贫，很小就给地主家当了放牛娃。第一年地主找了个理由扣了工钱；第二年发了工钱，回家路上遇到债主，藏在鞋底的两枚银元还是没保住；第三年，才挣到人生中第一笔钱——珍贵的两枚银元。父亲将这两枚银元交给了我奶奶，奶奶也一直没有舍得花。后来，父亲参加红军离家时，奶奶又把这两枚银元揣进了父亲的兜里。从长征到抗战，再到解放战争，他一直带在身边，再苦再难也未曾动用。1968年我参军时，父亲把这两枚银元传给了我。如今，它们是我们的传家宝，寄托着几代人的思念。”江建中动情地说。
江大愚，原六安县独山区落地岗乡（现六安市裕安区西河口乡落地岗村）人。1928年，江大愚参加革命并加入共青团，1934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江大愚所在部队正式编入工农红军。1931年11月，红四军与红二十五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江大愚在红四方面军第十二师三十四团三营七连，从战士、排长到指导员、连长，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
1932年5月，国民党调集30余万兵力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当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江大愚随军队向川陕地区转移，在一次激战中身负重伤，右臂被弹片贯穿，昏迷后与主力部队失散，和他一起参加红军的四哥江大业牺牲。
江建中回忆，晚年为父亲洗澡时，见他身上弹痕累累，感慨长征之路的千难万险，但父亲始终乐观，觉得和牺牲的战友比起来，这些不算什么。父亲常忆往事，江建中遂将口述整理成“回忆录”，存于电脑文档中。
“回忆录”中清楚记录着江大愚的那段经历：“当我慢慢苏醒过来时，部队不知什么时候已经开拔了。我想爬起来赶部队，可是伤口痛得厉害，动一下都很吃力。我静静地躺着，又痛又饿，脑子却很清楚，想到很多事情。最后我想，难道就这样死在这儿了？不！不行！我要找部队！我还要和反动派干！想到这，我憋住气，咬紧牙关一挣，竟站了起来。”
后来，江大愚辗转找到其他几位战友，一行七人风餐露宿、顶风冒雨，凭着对党的忠诚、对信仰的坚守，终于在陕南找到了红二十五军。
归队后，江大愚任机枪连指导员。由于行军作战频繁、缺医少药，江大愚胳膊上的伤口严重恶化，溃烂生蛆。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西西江口，重伤员不能随部队前进，他和战友隐藏深山49天，急需营养和药品。战友只能用纱布蘸着盐水帮他清理伤口。凭着惊人的意志力，他的伤口竟奇迹般愈合。在当地老乡照料下，他和战友最终全部归队。1935年9月，到达陕北延川。
江大愚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大山里出来的，再险再难的路我都不怕，但最难忘的是西进陇东迎接中央红军那段路；高原地区植被稀疏，筹粮成了大问题，随身粮食吃完，就找草根和野菜，饿得不行就把皮带、马鞍放水里熬，煮不烂也咬不动。”江建中说，父亲40岁出头就满嘴牙掉光，就是那时候嚼坏的。
江建中参军时，父亲把这两枚银元传给了他。如今，它们成了这个家庭的“传家宝”，寄托着几代人的思念。从大别山的放牛娃到信念如磐的战士，江大愚用一生的忠诚诠释了伟大长征精神。（记者 张大岗 李博 郑楠 李季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