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茶叶的超负荷承载

　　捧一杯刚上市的“明前茶”，独自走进公园，把公园当成自己的家，唐代元稹的“茶，香叶，嫩牙。慕诗客，爱僧家……夜后邀陪明月，晨前独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蹦上脑门时，顿感从历史深处一路走来的茶承载的远非饮品那么简单。

　　提神解渴的“茶”

　　“茶”最早以“荼”的样式出现在《诗经·国风·邶风·谷风》中：“谁谓荼苦，其甘如荠。宴尔新婚，如兄如弟。”唐代史学家封演《封氏闻见录》卷六“饮茶”最早、最系统地记录了饮茶之风形成过程，陆羽《茶经》未现世前，“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北方饮茶始于唐开元中期，“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逐成风俗。”喝茶之风也由山东吹进洛阳、西安。封演引唐初著名药学家苏敬《唐本草》总结当时喝茶的目的：“（喝茶）止渴，令人不眠。”不过，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提及了茶的另一种功能：“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茶叶最原始的功能无疑是“清凉解毒”和“提神醒脑”。

       成就陆羽的“茶”　　

　　济南灵岩寺僧人“到处煮饮”将喝茶习俗推向市民社会，“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不问道俗，投钱取饮”，看到自江淮运输茶叶的舟车络绎不绝，茶馆、茶铺前堆积如山，且种类繁多，唐代幼年被寺庙收养的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人陆羽为此撰写《茶经》三卷，系统论述了茶的性状、品质、产地、种植、采制、烹饮、器具等，首次提出“茶之为用，味至寒，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精行俭德”的茶道精神，一下子使饮茶从物质层面升华到精神层面，陆羽凭借全世界第一部茶叶专著““封圣”，被誉为“茶仙”、尊为“茶圣”，其发明的“煎茶炙茶之法”及所“造茶具二十四事”，被争相模仿和珍藏。

　　文化艺术的“茶”

　　晋人杜育《荈赋》虽最早提出茶之“文化功能”、中唐禅僧皎然虽首提“茶道”概念，但直到宋代，茶才真正成为平头百姓“开门七件事”之一。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谓：“盖人家每日不可缺者，柴米油盐酱醋茶”。由此，开发茶“文艺”特质的“专利”由少数人变成多数人。文化艺术源于生活，简单说就是“习性”，是特定人群普遍自觉的观念和方式。茶进入平民家庭后，自然成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习性”：琴棋书画诗酒茶、平头百姓都爱它，茶也以自己独特的养生之道和文化内涵滋养丰富着文人雅士，唐宋时期留下海量咏茶诗词等文艺作品乃是他们饮茶、品茶的“习性”。

　　唐代“诗魔”白居易是茶的知音，他明白佳茗以新为贵：“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最爱一泉新引得，清冷屈曲绕阶流”；北宋大文豪苏东坡对茶的见解堪称一绝，屡遭贬谪，足迹遍及大江南北，也为他提供品尽天下名茶的机会，其近百首咏茶诗词融茶艺茶趣茶道茶韵于笔端，意境幽美，引人入胜，“从来佳茗似佳人”被后人反复引用。“乳瓯十分满，人世真局促”又堪称是他对“茶”最本质最哲学和最生动最精炼的高度概括。

　　茶不仅能诗词，也入画。历代名家茶画中，文征明的《惠山茶图》以青山绿水、乡间茅舍及溢香茶器入画，传播流泉悦耳、泉石烟霞、高流隐逸的信息；吴昌硕的《煮茗图》则以老树梅花、雨打芭蕉和泥炉烹茶表达韵高志静和茶馨致远。经典名著《红楼梦》提到茶事的文字高达260余处。茶既是文人墨客相互切磋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成为普通百姓玩“斗茶”“点茶”文艺游戏的平台，并由此衍生“茶百戏”等。

　　待人敬客的“茶”

　　客至敬茶的文字记载最早见于晋代弘君举的《食檄》：“寒温既毕，应下霜华之茗，三爵而终”，但直到宋代，随“喝茶平民化”普及，“以茶待客”的风俗才兴盛起来，家喻户晓的“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及宋无名氏《年窗纪谈》“客至则设茶，欲去则设汤，不知起于何时。上自官府，下至阎里，莫之或废”等已彰显，宋代已“客至则吸茶……此俗遍天下”，敬茶习俗成为增进友谊的一种方式。当然，家族内，茶也成了尊老爱幼、和睦相亲、长幼有序等礼仪的理想载体。

　　对外贸易的“茶”

　　提起茶叶贸易，形成于唐宋、延续至民国的“茶马古道”，无疑是承载千年商贸与文化传奇的璀璨丝带。茶马古道以川藏道、滇藏道与青藏道（甘青道）三条主线为核心，辅以众多支线，构成地跨陕西、甘肃、贵州、四川、云南、青海、西藏，并外延至南亚、西亚、中亚和东南亚各国的庞大交通贸易网络。

　　自唐代始，茶叶渐成对外出口的“拳头产品”，宋代的茶叶更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改斋漫录》称“蜀茶总入诸蕃市，胡马常从万里来”，宋辽虽是敌对关系，可双边贸易活动却非常兴盛。史载，宋辽“互市”始于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置榷务，辇香药、犀象及茶与契丹交易”，《宋史·食货志下》谓：“终仁宗、英宗之世，契丹固守盟好，互市不绝……淳熙以来，为额万二千九百九十四匹，自后所市未尝及焉。”唐宋时期，朝廷设“市泊司”管理对外贸易，茶叶、瓷器等通过海、陆“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出口到西亚、中东及日本。明清时期，海上丝绸之路迎来巅峰，茶叶、瓷器、丝绸成了古代中国三大出口创汇王牌产品。

　　刀光剑影的“茶”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明太祖朱元璋颁布了一道改变茶史的诏令，罢造龙团，改进散茶。这道诏令不仅废除了制茶的繁杂工艺，也使喝茶变得简单：只需抓一撮散茶，热水冲泡即可。这场“饮茶平民化”运动，为明清的茶馆兴盛扫清了障碍。最早以“药”身份出现的“茶”与“馆”结合后，染上了“江湖气习”，茶馆不再只是一处喝茶的地方、一种慢生活的方式，更是作为信息传达、组织传播及日常娱乐的一个重要活动场所存在：碗里泡的是茶，嘴里说的是天下。茶馆的主要功能一旦发生嬗变，与其共同进退的独特的语言符号系统便应运而生。史载，洪门中，称茶为“半夜巡”、茶碗为“莲蕊”、饮茶为“收青子”、茶馆为“混子酒”、茶杯为“灭清”、茶壶为“洞庭”。甚至连倒茶、请茶、敬茶、接茶等都有特殊的行为语言、口头语言和书面语言。闽南地区以前的“茶阵”（从闽南功夫茶基础上发展而来），则是一种更相对复杂的口头语言与行为语言相结合的符号组合变化，借助一定数量的茶杯、茶壶、茶盘等组成不同的布局。此阵，少则1只茶，多则10只以上，且每种组合都有特定的名称，如“忠义阵”“患难拥扶阵”等，每个“茶阵”都有相应的破阵之法。直到民国初期，茶阵的符号内容与操作方法流入公众视野，其固有的隐秘性遂遭破坏，最终因“见光”而失去生命力，走向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