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说辛弃疾创“繁雄馆”“奠枕楼”。那么它们是什么样的建筑呢？我们从两篇《奠枕楼记》中可以得到结论，它们是同一栋上下两层名称不同、作用不同的建筑。崔《记》说“市区寂然，人无以为乐，侯乃易而新之，曰：凡邸馆，所以召和气、作民之欢心也，非直曰程课入云尔。即馆（城中酒馆）之傍筑逆旅之邸（即繁雄馆），宿息屏蔽，罔不毕备；纳车聚槖，各有其所，四方之至者不求，皆予之以归……既又揭楼于邸之上，名之曰‘奠枕’。使其民登临而歌舞之。”周《记》说“侯乃以公之余钱取材于西南山，役州之闲兵，创客邸（即繁雄馆）于其市，以待四方之以事至者。既成，又于其上作‘奠枕楼’，使民以岁时登临之。”对比两篇文章可以看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意思表达：那就是客邸即繁雄馆筑于街市之中，用以招待四方来滁州的人，然后在繁雄馆的顶上加层建了一座楼阁，命名为“奠枕楼”。可以置酒楼上，登高望远，观赏游乐。

　　那么，奠枕楼究竟在滁州哪里呢？南宋中期的一部地理总志《舆地纪胜》的作者王象之在其卷四十二“淮南东路滁州篇”中记载：“奠枕楼在招福坊”。据笔者考证，招福坊在老城区的南谯北路上，自南桥到鲜鱼巷口一带，奠枕楼的原址就在这一段街道的东侧（见拙作《辛弃疾滁州奠枕楼遗址考》）。

　　乾道九年冬，辛弃疾得知在通判建康府时结识的友人叶衡复有知建康府之命，而自己也已被任命为江东按抚司参议官时，请周孚代作了一篇启文，呈送叶衡（《蠹斋铅刀编》卷一九《代贺叶留守启》）。此启文中有“知以筋骸之疚，退安闾里之居”句，由此可知辛弃疾于乾道九年冬，因病离开滁州回归京口旧第。光绪《滁州志》卷四职官志有“赵善仁。乾道四年，以奉议郎知。九年，以右朝承议郎再任”的记载，可以确定辛弃疾是乾道九年冬离开滁州，否则，赵善仁就不可能乾道九年再任。

　　辛弃疾回归京口旧第后的第二年即淳熙元年（1174年）春赴建康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离开滁州后，辛弃疾仍然忘不了奠枕楼，在为舅兄范南伯祝寿时填词一首《西江月•寿范南伯知县》：“秀骨青松不老，新词玉佩相磨。灵槎准拟泛银河，剩摘天星几个。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留君一醉如何？金印明年斗大。”

　　关于辛弃疾此词作于何时何地，曾有乾道九年作于滁州一说，近年来，有专家在邓广铭先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研究成果。据《辛弃疾研究》一书的作者辛更儒在《辛弃疾家室再考》中写道：“查辛弃疾乾道八年（1172年）知滁州，创奠枕楼于州市。而驻春亭，邓广铭先生的笺注称‘未详，疑亦滁州之一亭也’。其实非是。遍查滁州地方志，无此亭名。据我考证，驻春亭应即建康府知府衙内钟山楼左边的四亭之一，因其周围种植芍药，故曰‘驻春’。此词作于建康府，即淳熙元年（1174年）辛弃疾任江东安抚司参议官之时，江东安抚司治所在建康府”。由此可知，此词是辛弃疾离开滁州以后所写。

　　范南伯即范如山，范邦彦之子。南伯之妹是辛弃疾南归后续娶的夫人（原配赵氏病故）。刘宰在《故公安范大夫及夫人张氏行述》中说范南伯“女弟归稼轩先生辛公弃疾，辛与公皆中州之豪，相得甚”，可知范家与辛弃疾都是南归之人，相处甚欢。后来南伯之女又嫁给辛弃疾之子。从“奠枕楼头风月，驻春亭上笙歌”二句，也可看出辛弃疾虽离开滁州仍心系奠枕楼的情景。

　　八百多年过去了，辛弃疾留给滁州的“奠枕楼”“繁雄馆”早已无存，只在清风亭旁山崖上，留下了一方与幕僚雪后游琅琊山纪游的刻石。滁州之名起于隋代开皇三年（583年），能使滁州之名扬于外而赫赫者，文人的作品和遗构功不可没。辛弃疾文化在滁州是可与欧阳修文化相媲美的历史文化遗存，在中国的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