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父城位于著名的芒砀山之北、古获水南岸，可以称得上是目前砀山县境内第一个有了地名并走进中国历史的地方，是砀山县悠久历史的源头之一，是砀山文化的根脉。

　    狐父城的由来

　　狐父城之名与这座城的筑建，与春秋时期晋国大臣狐偃有关。狐偃，字子犯，是晋文公重耳的舅舅兼首席谋士，所以又叫舅犯，也称咎犯。他辅助晋文公称霸中原，文公盛赞“偃言万世之功”。

　　狐偃的父亲狐突出身狄族，出仕晋武公。晋武公之子晋献公娶狐突的女儿生重耳和夷吾。《左传》载，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狐偃和兄长狐毛为重耳门下。

　　据《史记·晋世家》载，献公二十一年（公元前656年）晋发生了骊姬之乱，狐偃劝重耳流亡外国。重耳开始了19年的国外流亡。开始住在北狄，后来继位为晋惠公的夷吾密谋行刺重耳，重耳与属下大夫们流亡中原，备受艰辛。公元前637年，公子重耳经过宋国，与公孙固关系很好。公孙固对宋襄公说，晋公子流亡在外多年，在礼的方面有所建树，一定会得到善报。请国君好好地考虑考虑，善待他们。《国语·晋语四》：“襄公从之，赠以马二十乘。”宋襄公听从了公孙固的意见，送给重耳八十匹马。

　　狐偃随重耳出亡时，已逾花甲之年，仍不辞劳苦，辅助重耳，为他出了很多计策。公元前636年，秦国送重耳回到晋国，杀了晋怀公。重耳当上国君，成为晋文公。

　　晋文公三年（公元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晋文公为报当年宋国赠马之恩，决定救宋，主帅是狐毛，副帅是狐偃。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当公元前633年冬季楚成王和诸侯卷土重来，复攻宋国并包围之时，狐偃毫不畏惧，建三军救宋，以军队三万七千多人、兵车七百多辆，与楚国交战于城濮，楚国失败后退兵。

　　宋国为感谢晋国，便把芒砀山一带的赋税收取权交给晋国。晋文公于是把舅父狐偃封到这里，芒砀山一带就成了狐偃的采邑。之后，狐偃在芒砀山北麓获水南岸建立狐父城，表明是晋文公舅父的城邑。

　    狐父城的政治与军事地位

　　狐父城发轫于春秋，盛于战国，在秦汉时期的政治与军事影响达到顶峰。

　　最初宋国慑于楚国的军事压力，在靠近楚国东北边境的芒砀山北、获水南岸加强狐父城的城防，开展军事防御，并利用宋国发达的工商业，使之成为著名的兵器生产经销地，所产“狐父之戈”依靠便利的水陆交通而驰名天下。随着秦王朝的统一，狐父城的政治军事价值有所改变，但仍然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军事城邑。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刘邦）击秦司马枿军砀东，破之，取砀，狐父，攻下邑”。此时刘邦尚处在反秦的初期阶段，曾率领曹参、周勃、樊哙等攻占砀城后，紧接着攻破邻近的狐父城，目的是控制商丘到徐州的重要水运咽喉。

　　汉朝建立后，仍然延续着重要作用的狐父城并没有湮灭无闻。据《史记·周勃世家》记载，西汉七国之乱时，面对七国凶猛的攻势，周亚夫上书汉景帝说：“楚兵剽轻，难于争锋，愿以梁委之，绝其粮道，乃可制。”汉景帝批准了这个建议。所谓“绝其粮道”，实际上主要是绝其水道，即钳制水道，控制获水航运，使吴楚军队无法通过获水从南方输送军粮，釜底抽薪，如此吴楚军队必然一败涂地。周亚夫在敌后方派兵切断包括获水水运在内的吴楚军队粮道，“吴兵即饿，乃引而去。太尉（周亚夫）出精兵追击，大破之”。《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更是直截了当写道：“（吴王）被破于大梁，败于狐父，奔走而东，至于丹徒，越人擒之，身死绝祀，为天下笑。”芒砀山麓的狐父城之战，奠定了平定七国之乱的基础，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狐父城当时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

    　狐父城的商业与文化

　　宋国承继了先祖“殷人重贾”的经商传统，利用地处中原的优越地理位置，大力发展商业制造业，因而成为中原与吴越等地区交流往来的中转站，这大大促进了宋国以商品交换和流通为标志的商贸活动的兴盛。

　　宋国商业的繁荣首先表现在城市的发展上。《史记·货殖列传》里记载，当时睢水北岸的宋都宋城、济水北岸的定陶、获水和泗水交汇处的彭城都是极为繁荣的商业都会。而狐父城就位于连结宋都宋城（商丘）到彭城（徐州）的古获水南岸，芒砀山北麓，地处四通八达之处，水陆交通十分便利。

　　众所周知，商代创造了举世闻名的青铜文明，殷商之后裔的宋国作为先进的商代青铜文化的继承者，将青铜冶铸这一优良传统技艺继续发扬光大。春秋战国时期，列国间战争频仍，规模空前，对兵器的需要量很大。宋国地处四战之地，经常与周边邻国发生冲突，尤其是面对南面强楚的威胁，国内的兵器加工业也随之兴起。宋国已出土兵器有北京市文物工作队收藏的“宋元公差戈”，中国历史博物馆珍藏有“宋景公戈”。景公戈和昭公戈均使用了当时很先进的错金技术，戈上铭文为精美的错金美术字。狐父城地处宋国东南部，位置靠近楚国边界，是防御强楚的重要城池，同时也以生产兵器“狐父之戈”而名闻天下。即使到了汉代，这里仍是兵器生产的重地。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梁多做兵器弩弓矛数十万”，这必须有庞大的冶炼业才能完成，而根据现代考古发现，距离狐父城不远的芒砀山麓的砀城遗址中的大量冶铁遗址，这进一步佐证了当时兵器制造业的发达。

　　作为宋国的一个商贸和军事城邑，狐父城同时也被赋予了不同一般的文化色彩。《荀子·荣辱》中有句话：“是人也，所谓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将以为智邪？则愚莫大焉。”杨倞注：“狐父，地名。盖其地出名戈。”大意是说，这种人，就是平常所说的用狐父生产的戈来斩牛屎，要是看作聪明吧，其实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语气中颇有“杀鸡焉用牛刀”、大材小用的意味，这也是典故“狐父之戈”的出处。“狐父之戈”还被曹丕在《典论》中引用：“昔周鲁宝雍狐之戟，屈卢之矛，孤父之戈，徐氏匕首，凡斯皆上世名器，君子虽有文事，必有武备矣。”把“狐父之戈”称之为“上世名器”，足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狐父城以及“狐父之戈”在社会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力。

　　狐父城还有着“狐父之盗”的典故。据《列子·说符》中《狐父之盗颂》记载如下：东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于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哺之，爰旌目三哺而视之曰：“子何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耶？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呕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狐父之人则盗矣，而食非盗也。以人之盗因谓食之盗，而不敢食，是失名实者也。这个典故，在历史上也叫“狐父之盗”。说一个名字叫爰旌目的士人，快要饿死了，狐父这个地方有一名叫丘的盗贼给他吃的喝的救了他。当他知道救他的人是“狐父之盗曰丘”后，大为义愤，就想把吃到的食物吐出来，宁可饿死，也不吃强盗给的食物，就伏地而死了。这是一个颇有趣味而发人深省的故事。受这个典故的影响，南北朝作家范晔笔下《乐羊子妻》中“妾闻志士不饮盗泉之水，廉者不受嗟来之食”，最终演化成为中国廉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狐父城的衰落

　　狐父城的兴起与春秋战国时期宋国的政治军事和商业繁荣有着莫大的渊源，但随着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形成与稳定，狐父城的政治军事经济地位无疑受到削弱，已无复昔日的繁华与荣耀，只剩下所谓“狐父之戈”“狐父之盗”的历史典故与传说，而这一切又与古获水的水运交通兴衰有着很大的关联。

　　汴河在春秋战国时称为丹水，商丘以东至徐州段叫获水，东汉时改称汳水，魏晋时全段河流改为汴水，历史上称为北汴水。春秋战国秦汉时期，中原地区东部通往江淮和吴楚地区的重要河道就是获水。狐父城居于获水的中部，是商丘至徐州段最重要的河道关隘，具有重要的政治军事地位。获水在隋代以前是沟通中原和江淮之间的重要河道，但是魏晋以来随着黄河洪水泛滥的加剧，获水因距离黄河太近而屡受其害，河道不断缩小甚至堵塞，航运功能大大减弱。唐宋期间，获水依然在通航，当时叫汴水。由于隋代开凿了通济渠，自商丘经永城、宿州直接斜向东南，比经获水转入徐州泗水南下大大缩短了距离，节省了时间，所以通济渠成为代替获水的主要运河，航运兴隆，而获水的地位大大下降。据史书记载，北宋末年（公元1128年），黄河决口南下，洪水泛滥成灾，汴水被淤积，狐父城和古砀城均被黄河泥沙淤埋地下。汴河滞运后，芒砀山一带的交通地位一落千丈，使狐父城陷入全面衰落。元代以后到清代是黄河泛滥最严重的时期，河流淤积，水运彻底衰落，狐父城最终被深埋在砀山县朱楼镇邵楼村西边大片碧绿的农田之下，永远化作历史中的一片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