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23日是“世界图书与版权日”，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都是倡导尊重知识产权的日子。

　　说起图书版权保护，很多人都以为这是现代文明的衍生品，殊不知在笔墨传书的古代，盗版早已是羁绊文人墨客与书坊从业者的顽疾。

　　最早的盗版记录可远溯至唐朝。众所周知，雕版印刷术发明于唐代（公元7世纪左右），到了中晚唐时期，随着印刷技艺的日益成熟和便利，一些不良商人嗅到商机，开始“铤而走险”。比如大诗人白居易，在他的诗集《长庆集》还未成集前，就有人把他的诗汇总编纂成书。

　　到了宋代，随着活字印刷术出现，民间书坊遍地开花。暴利驱使下，盗版成了见利忘义的“营生”。东坡先生一生颠沛，还未等到他自己编订，市井坊间冒名的“苏轼文集”竟有二十多种了，有的还远销到了朝鲜、日本。他写信给朋友抱怨：我最近为了那些奸商很是心烦，他们把我的文章拿去刊刻也就算了，还往里面塞别人的文章凑数，我恨不得毁掉他们的版子。理学大家朱熹，同样被盗版扰得心烦。他曾自筹资金刻印《论孟精义》，结果书商一看卖得好，立马翻印，并以低价抢占市场。朱熹写信给朋友吐槽：“此举殊觉可笑，然为贫谋食，不免至此，意亦可谅也。”

　　有盗版，必有反盗版。南宋绍兴十五年（公元1146年），朝廷下诏：要求民间书坊刻书，必须先经官方审核备案，从源头遏制盗版乱象。宋版《东都事略》的牌记上就刻了一行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许覆板。”这估计也是最早的“版权所有、翻印必究”警示了。虽说有了官方干预，可也不能完全坐等，还得主动维权。

　　朱熹潜心编撰的《四书或问》还未出版，市面上竟已出现盗版，朱熹只得“亟请于县官追索其板”。敢于先出手的还有祝穆，也是朱熹的表侄。他散尽家财编了一部《方舆胜览》，深知一旦刊行，必会引来盗版商的觊觎，遂向两浙转运司和福建路转运司申请“版权”保护。获官府批复后，他特意将这份保护榜文原封不动刻在书中，明确告知世人：若有胆敢盗印者，我必定向官府告发，追究其责，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

　　到了明代中后期，图书出版业则更为发达，随之而来的盗版风更是愈演愈烈。明末清初的李渔，是位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他的《闲情偶寄》畅销全国，盗版也跟着满天飞，就连错别字也不改。他在书里唾骂：“倘仍有垄断之豪，或照式刊行，或增减一二，或稍变其形，即以他人之功冒为己有，食其利而抹煞其名者，此即中山狼之流亚也。”听说苏州盗版猖獗，他只身前往购买盗版书，取得物证后再向官府举报。李渔又想着这反盗版之路漫漫，得建立长效机制。于是要求得到他授权的书商，必须在封面上加盖“正版防伪印章”，这版权思维可比西方的《安娜法令》早了半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