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湖南祁东“店主帮扶晕倒老人反遭索赔”事件引发关注。老人因自身基础疾病离世，店主第一时间施救并拨打120，有关部门明确认定其无过错、不担责。然而，经两次调解，店主仍支付了1.9万元“人道主义补偿款”。直至当地司法部门介入，款项方被要求全额返还。

　　事件虽已纠偏，但追问不能止步。这背后暴露的，不只是个别调解人员的认识偏差，更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当“息事”成为目标，调解就可能偏离法治轨道。

　　以“和”为名的妥协，模糊了是非边界。从调解过程来看，调查环节已经查清了事实：店主无过错、不担责。但进入调解程序后，“人情逻辑”却取代了法律判断——家属扬言闹事，店主要求安宁，调解员则在“10万”和“两三千”之间撮合出1.9万元的“中间数”。民法典第184条写得清清楚楚：因自愿实施紧急救助行为造成受助人损害的，救助人不承担民事责任。法律在前面为善意撑腰，调解却在后面“拆台”。调解可以调利益、调情绪，但是非不能调、责任不能调。以“和稀泥”换取一时“案结事了”，实质是用模糊是非的方式换取形式上的和解。看似化解了矛盾，实则把当事人纠纷变成了群众对基层治理公正性的质疑。

　　“息事”不等于“止争”，治理不能只求表面太平。“和稀泥”式调解的危害，远不止于个案。一次“好人吃亏”，吓退的是千百个“下一次”。公众记住的不是“1.9万元返还了”，而是“扶了人，最后还是先赔了钱”。当行善者伸手前不得不掂量“会不会被赖上”，被冷却的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温度。更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调解释放了危险的信号——“谁闹谁有理”一旦被验证可行，就可能被迅速复制。调解如果变成“按闹分配”的合法化包装，透支的就是基层治理的公信力。把“矛盾不上交”简单理解为“不惜代价按下去”，其结果不是真正化解矛盾，而是把矛盾从闹事者身上转移到了守法者身上——让无责者为无理诉求买单，这本身就是新的不公。2023年全国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达1720余万件，即便只有1%的“跑偏”，危害也不容小觑。

　　“息事”为何成为“首选”？——对“矛盾不上交”的误读。“和稀泥”式调解之所以屡见不鲜，深层原因在于对基层治理目标的认知偏差。“矛盾不上交”是重要原则，但在一些地方被简单化为“不出事”而非“断得明”。调解员天然倾向于寻找“成本最低”的方案——让无过错方出点钱“意思一下”，往往是操作层面最“省事”的选择。必须承认，基层调解有其现实难度，正因如此，才更需要从制度层面为调解员减压赋能——让他们有底气依法说话，而不是被迫走“捷径”。“矛盾不上交”的真正含义，不是“不惜代价按下去”，而是“就地依法解决好”。把“法”字丢了，留下的是更大的隐患。

　　让调解回归“定分止争”的制度本位。“定分止争”，出自《管子》，意为确定名分、止息纷争——先“定分”，明辨是非、厘清责任；再“止争”，化解矛盾、修复关系。顺序不能颠倒。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制度层面做实几件事：调解协议合法性审查前置，明确调解方案不得与法律认定相冲突；建立恶意索赔联合惩戒机制，对以闹施压、威胁勒索等行为，纳入基层治理信用记录，让“闹”有代价而非有收益；推动“法律明白人”深度参与调解全过程，让“依法调”比“和稀泥”更省事、更安心。

　　“人倒了可以扶起来，人心倒了可就扶不起来了。”扶起人心，靠的不是事后纠偏，而是每一次调解中都守住法律底线、明辨是非曲直。调解不是和稀泥，而是守底线。守住法律的底线，就守住了善意的边界；守住是非的底线，就守住了人心的温度。（王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