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寿宁县的“校园枫桥”调解工作室，正在尝试回答一个长期困扰基层教育者的难题：当老师管学生越来越难，家校矛盾越来越敏感，谁来当那个缓冲的人？

　　老师陷入“不管失责，管则出错”的两难困境。有老师批评学生骑电动车没戴头盔，被家长打电话讨说法；有学生被批评后当场反驳“你再批评我，我就告你”。家长心态在变，学生自主意识在变，老师却被困在同样的位置——管，可能被投诉；不管，于心不忍又怕失职。更麻烦的是，很多校园纠纷始于口角和误会，小事发酵成大事，往往不是因为事情本身有多严重，而是因为没人有足够的时间、耐心和技巧去真正拆解。

　　这正是调解工作室介入出现的原因。要把纠纷从日常教学里分离出来，交给专业的人专门处理。在寿宁职业技术学校，一起学生抓伤事件，调解员花了两三天时间，让双方把“苦水”都倒出来，引导换位思考，最终达成和解。在这背后有清晰的流程、固定的场所、多元的人员构成，而这些恰恰是一线老师在日常教学之外无法稳定提供的。

　　数据和成效也印证了这种机制的价值：全县7所学校挂牌，累计化解涉校矛盾301件，成功率99.5%，家长投诉量下降58.3%。这不是简单的“压下去”，而是让矛盾在专业调解中真正被拆解、被消化。校园纠纷不是靠“压”能解决的。过去老师处理问题大多直接处罚、批评，“面上压下去了，但矛盾没有化解”。学生觉得委屈，家长不了解经过，误会层层叠加，最终演变成家校对立。工作室的介入，是让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让老师回到教学本身。

　　但工作室的可持续性仍是隐忧。调解员没有报酬，靠的是个人公益心和熟人关系。吴少辉临近退休，担心后继无人；寿宁六中想建工作室却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调解资源。专业化不能只靠个别热心人撑着，需要制度化的保障——补贴机制、人员接续、经验共享，缺一不可。

　　从长远看，当“枫桥经验”走进校园，它带来的不只是一个调解场所，更是一种治理思路的转变。要把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把教师从疲于应付纠纷中解放出来，让他们回归讲台，这才是“校园枫桥”最有价值的地方。（大理大学2023级新闻学专业 李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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