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巢湖市东南角，裕溪河与蒋家河静静交汇。这里河道蜿蜒，芦苇丛生，与皖中寻常水乡无异。然而，风过河面，芦苇沙沙作响，仿佛在低语着一个不能被忘却的时刻——88年前，正是在这片不起眼的河口，响起了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

　　参加蒋家河口战斗的新四军战士凯旋（资料配图）

　　从1938年5月12日的硝烟弥漫，到如今纪念馆前的游人如织；从当年战士们伏击日寇的芦苇荡，到今天村民们在红色基因中探寻致富路——这片土地见证了一场战斗，更见证了一种精神的传承。

　　那一枪的回响，穿越88年时光，从档案深处传来，在今天依然激荡人心。

　　铁流东进：在最黑暗的时刻，他们逆流而上

　　时间回到1938年初，那是一个至暗时刻。南京沦陷后，日寇的铁蹄沿长江南北踏入安徽。为打通南北战略联系，接应沿津浦路南下的华北日军，日军占领了津浦路南段的滁县、明光、蚌埠等城镇，又夺取合肥、巢县、淮南等地，将淮南铁路和淮南煤矿牢牢控制。

　　巢县沦陷后，日军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当时流传在银屏镇钓鱼台一带的一首民谣，记录了百姓的苦难：“叫我来我就来，鬼子住在钓鱼台。不得了不得了，对过山上造碉堡。碉堡上面加大炮，炮口对着磨旗保。”寥寥数语，道尽了沦陷区百姓的恐惧与无助。他们望眼欲穿，盼望着能有一支队伍站出来，打击日寇，保卫家乡。

　　就在这民族危亡之际，一支衣衫褴褛却斗志昂扬的队伍，正从大别山的崇山峻岭中走来。

　　这支部队的前身，是在鄂豫皖地区坚持了三年游击战争的红28军。1938年2月，遵照党中央指示，红28军和鄂豫边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下辖第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共3100余人，这是新四军初建时人数最多、老红军占比最大、战斗经验最为丰富的一支劲旅。

　　但一个关键问题亟待回答：向何处进发？

　　在安徽省档案馆里，珍藏着一份发黄的电文。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能够克服这些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侦察部队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5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电文明确指出，要分兵进入江北地区。对于第四支队，早在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就曾致电周恩来、项英，指出：“（高敬亭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战略意图十分明确——挺进皖中，深入敌后，在江淮大地开辟抗日新战场。

　　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皖中（资料配图）

　　1938年3月8日，这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湖北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召开东进抗日誓师大会，开赴皖中、皖东抗日前线。当时，国民党军正全线西撤，到处都是溃败的景象。唯有这支队伍，逆着溃逃的人流，迎着敌人的炮火，义无反顾地向东行进。

　　4月中旬，部队抵达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巢县一带。这是新四军全军最先到达皖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部队。他们的到来，像一束光，照亮了皖中沦陷区的沉沉黑暗。

　　拂晓枪声：二十分钟定乾坤

　　到达皖中后，新四军第四支队迅速展开部署。支队司令部进驻舒城县西港冲钝斧庵，政治部驻东港冲韦家大屋。各团分驻于舒城、庐江、巢县等地，其中第九团进驻盛家桥和巢县槐林嘴一带，指挥部扎进了险峻的银屏山区。

　　但部队没有急于作战。他们首先深入乡村集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召开大会、发表演说、张贴标语、组织文艺表演。在安徽省档案馆里我们看到《新四军四支队告安徽各机关团体暨各界民众书》《陆军新编第四军四支队政治部告敌军中的一切中国同胞书》等档案，都清晰地记录了他们的抗日救亡宣传：有一支队伍来了，这支队伍是来打鬼子的。

　　与此同时，新四军第四支队第9团的侦察队悄悄出发了。他们化装成农民，深入敌占区，仔细侦察日军的活动规律。从当地百姓口中获知，巢县沦陷后，日伪军经常派少数兵力下乡“扫荡”，蒋家河口一带是敌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为保证首战告捷，第9团侦察参谋郭思进率领侦察人员潜伏至蒋家河口暗中侦察了3天。经过反复侦察，他们逐渐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日军每天早上8点到9点都要乘坐一两艘汽艇或木船到蒋家河口一带骚扰，他们通常从巢县出发，多时30余人，少时10余人，上岸后在周围抢掠一番后便于午饭前返回巢县。由于没有遭遇像样的抵抗，日军戒备也比较松懈。

　　蒋家河口战斗要图（资料图片）

　　为便于作战指挥，第9团政委高志荣亲自登上银屏山主峰，俯瞰蒋家河口地形。他看到的是一幅绝佳的伏击图景：河口处，蒋家河汇入裕溪河，两岸杂草丛生，芦苇茂密，高高的河堤是天然的掩体。

　　随后，第9团团长顾士多将伏击日军的想法汇报给司令员高敬亭。高敬亭当即批准，并叮嘱：“这是新四军敌后抗战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干净利落！”

　　1938年5月12日拂晓，新四军第四支队第9团参战部队按计划潜入蒋家河口，战士们潜伏在芦苇丛中，眼睛紧盯着巢县方向的水面。上午8时许，河面传来马达声。两艘汽艇载着20余名日军，向河口驶来。当敌人下船上岸时，侦察参谋郭思进果断开枪。

　　“啪！”

　　这一枪，是进攻的信号，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的第一枪，更是穿透沦陷区沉沉阴霾的第一缕曙光。

　　枪声响起，战士们的机枪、手榴弹齐发，如狂风骤雨一般射向敌人。日军被打得措手不及，有的当场毙命，有的落水挣扎。

　　仅仅20分钟后，枪声停歇。20余名日军全部被歼，新四军缴获步枪10余支、机枪1挺、指挥刀1把及日军军旗一面，而参战部队无一伤亡 。

　　战斗胜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群众欢呼着涌向河口，有的从家中扛来渔具，帮助新四军打捞敌人掉入河中的物品。首战告捷，军威大振，民心大振。

　　5月15日，中共中央主办的《新华日报》刊登了胜利消息。次日，国民政府向新四军军长叶挺致电嘉慰，称四支队“出奇挫敌，殊堪嘉慰”。

　　国民政府就蒋家河口伏击战的胜利给叶挺发的电文（资料配图）

　　这场战斗，是新四军组建后在抗日战场上打响的第一枪，也是新四军东进敌后对日作战的第一仗。它规模虽不大，却如暗夜中的一道闪电，让饱受苦难的百姓看到了光明，也拉开了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序幕。

　　丰碑，矗立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硝烟早已散尽，枪声也已远去。但当你走进巢湖市三胜村，沿着裕溪河畔那条小路走下去，就会看见一座纪念馆。

　　馆前的雕像定格了那个清晨：指战员们手持武器，眼神坚定炽热，为首的指挥员高举着手枪，似乎正在高呼着冲锋的口号——那是冲锋的刹那，也是历史的凝固。这便是“新四军东进抗日第一枪纪念馆”。1938年5月12日，新四军在这里打响了东进抗日的第一枪，蒋家河口战斗告捷。

　　置身于此，仿佛瞬间穿越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纪念馆以丰富的图文资料、珍贵的实物展品，生动再现了蒋家河口战斗的全过程。从战前的精心侦察、作战计划的缜密制订，到战斗中战士们的英勇无畏，每一个细节无不彰显着新四军的智慧与勇气。

　　三胜村村部前，竖起了英雄人物主题铸铜雕塑（资料图片）

　　纪念馆后方，是蒋家河口战斗遗址广场。广场上立着一座纪念碑，碑上是叶飞将军题写的八个字：“蒋家河口战斗遗址”。碑高19.38米，重5.12吨——两个数字默默诉说着战斗发生的日期：1938年5月12日。广场南侧，银屏革命老区展示馆借助声光电技术，再现了“巢南革命第一地”的烽火岁月。

　　这三座建筑——纪念馆、遗址广场、展示馆，串点成线，便是三胜村的“两馆一场”。自2021年三胜村被列为全国首批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以来，“两馆一场”已累计接待参观者近八万人次，承接观摩学习团队一千二百多批次。

　　但真正的传承，不止于“两馆一场”。

　　历史中，那份“敢打第一枪”的精神，首先化作踊跃参军的报国热血。蒋家河口战斗胜利的消息传开后，包括三胜村在内的银屏山区人民纷纷投身抗日。据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巢湖报名参军参战的人员将近2万人，这一数字在全国县级报名参加新四军、八路军的人数中也位列前列。浴血抗战的精神，从此融进了巢湖儿女的血脉里。

　　岁月更迭，那份“敢打第一枪”的果敢，又化作了和平年代“勇当吹号人”的担当。三胜村地处裕溪河沿线，防汛任务重，是巢湖流域最早开始防汛的村子。2020年夏天，裕溪河水位突破历史极值，达到13.17米。那段时间，村里的党员干部、村民小组长、普通村民，五十多号人自发集结，日夜守在大堤上。没有动员，没有号召，一声喊，人就到了。蒋家河口战斗遗址广场上，“敢打第一枪，勇当吹号人”十个大字格外醒目——历史硝烟中的冲锋，变成了迎难而上的坚守。

　　时代变迁，那份“保家卫国”的初心，延续为“建设家园”的实干。如今的三胜村，村里组织留守妇女制作“行军鞋”，一双双布鞋从她们手中编出来，通过网络卖到全国各地。草帽、竹编、手工制品——这些过去只用来贴补家用的手艺，如今成了村民增收的门路。河面上，货船往来穿梭；河畔边，稻虾混养基地里，小龙虾与水稻共生；果园里，瓜果挂满枝头。2024年，三胜村集体经济收入突破100万元。昔日的战场，成了乡村振兴的样板。

　　从纪念馆里陈列的枪弹，到村民手上编织的布鞋；从当年伏击日寇的芦苇荡，到今天稻虾共生的生态田——红色基因在这片土地上完成了从“保家卫国”到“乡村振兴”的延续。

　　蒋家河口战斗遗址广场（资料配图）

　　当年，先辈们用血肉之躯，在这里打响了东进抗日的第一枪；今天，后来者们用双手，在这片土地上种出了红火的日子。

　　“敢打第一枪”，是民族危亡关头的无畏担当；“勇当吹号人”，是新时代征程上的奋进姿态。历史没有走远，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活在这片土地上，活在代代相传的人心里。

　　那一枪的回响，还在。

　　策划：黄娜娜

　　撰稿：安征 张昱璇

　　排版：徐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