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风塑骨，岁月铸魂。静立江畔，阅尽沧桑。大通古镇，从春秋烽烟走来，藏着皖中大地的文化根魂。

　　——题记

　　▲铜陵大通古镇入口牌坊。这座五门石质牌坊作为古镇的标志性建筑，在新时代背景下，既承载着千年历史底蕴，也彰显了古镇文旅融合发展的崭新气象。

　　长江浩荡，自西向东奔涌，在铜陵之畔悄然拐弯，大海的潮汐在此折身回头，孕育出一座独得江海风韵的千年古镇——大通。它不似江南水乡的小桥流水、温婉婉约，却以皖中大地的开阔雄壮、江埠商镇的豪迈沧桑，在吴楚交壤之地，书写了跨越千年的历史华章。

　　它是长江流域独树一帜的文化样本，有着国史级的近代记忆，藏着老子、庄子浸润的千年根脉，曾是蜚声中外、万商云集的“小上海”。如今，它又在新时代的浪潮中，守文脉、焕新生，重新绽放属于长江古镇的独特魅力。

　　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大通文化研究会首届会长张三友，深耕大通文化数十载，对这片土地的历史与未来如数家珍。循着他的讲述，我们得以拨开历史的迷雾，探寻大通古镇从千年古埠到近代重镇，从繁华落幕到守脉新生的完整历程，感受这座长江小镇独有的自然与人文魅力。

　　名溯千年　道蕴其魂

　　大通古镇的历史，远不止于近代的繁华，其根脉深植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沃土。地名的三次更迭，镌刻着时代的印记；而“大通”二字的背后，更是藏着老子、庄子哲学的深厚底蕴，成为这座古镇刻入骨髓的文化基因。

　　张三友说，大通就像一棵枝繁叶茂的文化大树，近代的风云变幻是它的“叶茂”，而千年的文化积淀与历史传承，才是它屹立不倒的“根深”，这“根深”，便从千年前的地名更迭与文化交融中，悄然扎下。

　　大通之名问世前，此地最早名为鹊头矶乡（现在的义安区五松镇），是中国古铜都的核心腹地，早在春秋时期便已登上历史舞台，成为吴楚大地的重要节点。铜陵素有“中国古铜都”之称，青铜文化源远流长，鹊头乡便坐落在青铜文化的发源地，见证了上古时期青铜冶炼的兴盛，也亲历了吴楚争霸的烽烟。

　　▲2026年3月8日，铜陵鹊头矶。张三友先生登临江矶，于千年巨石之上凝眸远浦。江风轻拂，裹挟着岁月的气息，仿佛能听见千年之前的橹声咿呀与戍鼓轻鸣。此情此景，恰如张三友其诗句所书——“稳坐矶头风满襟，江天极目是闲身。何须闹市寻清趣，静看波澜远世尘。”作为大通古镇地理与文化的源头，鹊头矶如一本摊开的千年史书，石纹藏史，涛声忆古。

　　公元前537年，鹊岸之战爆发，这场影响吴楚格局的战役，便发生在无为与铜陵之间的长江流域，鹊头乡正是彼时的重要军事与地理节点。安徽大学历史专家考证，此战的主战场便在大通周边的鹊岸，大通的鹊江一带，如今的地理遗存，仍能印证这段千年前的历史。鹊头乡的存在，让大通的历史溯源至春秋，成为长江流域早期开发的见证者，也为这座古镇奠定了最初的历史根基。

　　西汉时期，朝廷在鹊头乡设立铜官府，专管青铜冶炼与运输，作为国家重要的铜业管理机构，铜官府的地位远高于地方镇邑，鹊头乡因此更名澜溪乡。新名依地而取，彼时的古镇紧邻青铜河、澜溪河，两江交汇、水网密布，因水而兴、因水得名，成为长江沿岸重要的水运节点与铜业集散地。

　　澜溪河畔，船楫如梭，铜料、粮食、布匹等物资在此中转，澜溪乡也逐渐从单一的铜业重镇，发展为长江流域的商贸小埠，为后世的繁华埋下伏笔。从鹊头到澜溪，地名的更迭背后，是国家对铜陵青铜资源的重视，也是大通从军事节点向商贸埠口的初步转变，千年的水运优势，便在此时逐渐形成。

　　▲2022年7月16日，由铜陵市大通文化研究会、市老新闻工作者协会、市收藏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提升大通文化自觉、增强大通文化自信”专题讲座在市民政局会议室举行。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大通文化研究会首任会长张三友（左）主讲，他以详实史料、生动讲述，系统解读大通古镇历史文脉与时代价值，深入浅出、启益良多，现场氛围热烈。

　　▲石墙不语，却藏着千年的风雨；石板无言，却印着万代的足迹。在大通古镇，这一墙一路，都是时光写给长江的深情注脚。

　　大通之名的诞生，源于东晋时期的南北文化大融合，是老子、庄子思想与长江文化交织的结晶，让这座古镇的文化底蕴，上升至哲学与精神的高度。公元300年至500年，北方战乱频发，中原士族纷纷南迁，淮南郡整体迁至铜陵，下辖的定宁县也随之落户，这是大通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南北文化融合。

　　淮南本是老子、庄子思想的重要发源地，西汉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著《淮南鸿烈》，将老庄哲学发扬光大。淮南先民南迁时，不仅带来了中原的生产生活方式，更将老庄文化深深植根于大通的土地，“大通”二字便源自庄子《大宗师》中的经典论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在庄子的哲学语境中，“坐忘”是超越形体、摒弃智巧，与大道相融的至高境界，而“大通”便是这大道的具象体现。

　　何为大通？张三友认为：“大通的‘大’，绝非物理空间的大小，而是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大’，是万物本源、道之本体的至高境界；而‘通’则是‘通者得也，适得而已也’，是顺应自然、契合大道的通透与达观，是历经世事而始终保持的开放与包容。”这份从老庄文化中孕育的精神，早已融入古镇的肌理，成为大通一脉相承的文化底色。

　　这份老庄哲学的底蕴，并非孤悬于历史之外，而是与《易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变易思想相融，成为大通的文化内核。从鹊头到澜溪，再到大通，三易其名，跨越千年，不仅是历史的延续，更是文化的积淀，南北交融的基因、老庄哲学的底蕴、因水而兴的特质，共同构成了大通古镇的“根”，让这座长江小镇，在千百年的岁月中，始终有着独特的精神内核。

　　淮南先民带来的老庄文化，与大通本土的长江文化、铜文化深度交融，让“大通”的内涵愈发丰富，既有着哲学层面的精神高度，也有着烟火气十足的地域特质。庄子笔下的“大通”，是万物相融的至高境界，而大通古镇的“大通”，则是这份哲学思想的生动实践——因水而通，联通南北物资；因文而通，融合南北文化；因心而通，秉持包容达观。

　　鹊头乡的军事印记、澜溪乡的商贸活力、大通的哲学底蕴，三者层层递进、一脉相承，构成了大通千年历史的完整脉络。鹊岸之战的烽烟，见证了它的军事价值；铜官府的设立，彰显了它的战略地位；南北文化的融合，赋予了它的精神内核；水运优势的延续，支撑了它的长久发展。

　　近代潮起　名震江左

　　1840年鸦片战争的炮火，击碎了清王朝的天朝上国梦，西方文明的浪潮拍打着长江两岸，中国步入近代化的艰难征程。大通古镇凭借“长江在这里拐弯，大海在这里回头”的独特地理优势，成为长江流域中西文明对话的重要节点，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时代。

　　▲这是一枚民国时期安徽铜陵大通镇的《大通报》（或《新大通报》）报馆徽章。文字内容：徽章上的文字是从右到左排列的“大通日报”

　　张三友将大通的近代发展，称为文化大树的“叶茂”阶段。从1856年到1938年，八十余载的岁月，这座长江小镇走出了一条独树一帜的近代化道路，铸就了国史级的历史记忆，成为蜚声中外的“小上海”，其历史价值，绝非村史、县史、省史所能涵盖，而是镌刻在近代中国发展史上的重要印记。

　　大通的近代化，始于1856年洋务派领袖曾国藩、李鸿章联手打造的盐务招商局，这一举措，让大通成为长江流域中西文明交流“承东启西”的桥头堡，也奠定了其国家级商贸重镇的地位。彼时，五口通商后，（“五口通商”里的五口，指的是1842年《南京条约》被迫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

　　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这五个城市都在东南沿海，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口岸。）上海成为西方文明涌入中国的核心门户，武汉则是长江中上游的重镇，两大城市之间，亟需一处重要的中介节点，承接西方文明的传递，而大通，便成为了这份历史使命的承载者。

　　明清时期，盐是国家经济的根基，尤其明末清初，盐税更是国家财政的核心来源。相较于安庆内军械所这类单一军工企业，盐务招商局的设立兼具国家经济刚需与洋务派发展诉求的双重属性，堪称近代中国的“国家级开发区”。

　　曾国藩、李鸿章主导创设盐务招商局，实则有着“一箭双雕”的深远考量。彼时满汉官员矛盾尖锐，曾国藩、李鸿章等汉族重臣饱受排挤，湘军的军费开支更是遭到层层克扣。盐务招商局的设立，对外可响应国家整顿盐务、充盈财政的号召，对内则能通过增设厘金局、征收盐税厘金，为湘军提供稳定且充足的军费支撑，巧妙化解了内忧外困的局面。

　　▲画中人物是晚清重臣曾国藩（1811—1872）。他主导的大通盐务改革，以盐兴镇，让这座千年古镇从江防要塞蜕变为皖省“四大商埠”之一，成就了“小上海”的繁华过往，也深刻塑造了铜陵大通的近代命运。

　　▲此肖像为晚清重臣李鸿章（1823—1901）。同治五年，李鸿章接办大通盐务，通过改革盐政、设立督销总局，使大通古镇成为皖、赣、湘、鄂四省食盐转运枢纽，推动其跻身安徽“四大商埠”，成就了“小上海”的近代繁华。而这幅肖像，是大通商埠史的重要历史见证。

　　据史料记载，彼时大通的厘金征收，在安徽省的经济盘子中，常年排在第五或第六位，一个小小的古镇，能有如此雄厚的财政实力，足见其商贸之繁华。张三友说：“我曾经参加一次座谈会，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郑教授自我介绍，他是安徽马鞍山人，幼时便听父亲说‘大通太有钱了’，这并非口耳相传的虚言，而是彼时大通经济实力的真实写照。”长江上下，各省的盐商皆来大通批盐、放盐，盐运的兴盛，带动了钱庄、银楼、商号的遍地开花，大通也因此成为长江流域的盐运中心、财税重镇，为近代化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大通被正式列为长江内河通商口岸，成为安徽首个对外开放的江埠口岸，洋人在此获得通商、传教、停泊船只的权利。这一节点，让大通的近代化进程更进一步，也让西方文化在此深度传播。

　　一时间，洋行、教堂、西式学校纷纷落户大通，和悦洲的圣公会、万子会等西式建筑拔地而起，成为大通近代化的鲜明印记。西方的商业理念、教育思想、生活方式在此与本土文化交融，让这座长江古镇，逐渐成为中西文明对话的前沿阵地，“小上海”的名号，也从此时开始，在国内外流传开来。

　　1900年7月14日，大通自立军起义爆发，这一事件，成为大通近代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让这座古镇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重要先导，被黄埔军校正式确认为“国民革命纪念日”。

　　张三友强调，大通自立军起义的爆发，绝非偶然，而是大通近半个世纪近代化发展的必然结果。从1856年到1900年，四十四年的经济繁荣，让大通的视野得以彻底打开，国内外的军政名流、文人墨客、商帮巨贾纷纷汇聚于此，新思想、新观念在此碰撞交融。

　　彼时的大通，常住人口达7万，每日往来的商旅、船工、市民更是逾10万，和悦洲上的“三街十三巷”，是当时最繁华的核心区域。八大钱庄、八大银楼、四大剧院、四大报社、五大学校（含女子学校）林立，甚至还有五六十家私塾，教育普及、思想开化、经济繁荣，共同构成了起义爆发的社会基础。

　　大通自立军起义，在中国近代革命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它介于改良主义与民主革命之间，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重要过渡。此次起义由谭嗣同的弟子领导，领导者兼具维新派与革命派的双重身份，让起义既有着维新改良的思想底色，又有着反清革命的行动诉求。它既非传统的农民起义，也非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却为后续的革命运动奠定了重要基础。

　　据张三友考证，大通自立军起义早于孙中山早期在粤桂的部分起义；其爆发后五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又五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两个五年见证了中国近代革命从萌芽到成熟的全过程，因此近代史思想家将其与四川保路运动并称为中国近代革命的两大前提性事件。大通也由此成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重要发源地之一，其历史价值堪称“国史级”。

　　1912年，安徽临时省军政府在大通成立，虽仅存在7个月，却创造了全国小镇设立省级军政府的先例，成为大通近代化进程的又一重要标志。

　　除了这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大通还经历了八次激荡长江的近代浪潮，“八潮”更是“小上海”大通的核心内涵，且每一潮都深深镌刻着大通古镇的印记，具体如下：

　　一潮洋务兴（19世纪60年代）：曾国藩、李鸿章推行洋务运动，大通凭长江航运优势，设立盐务招商局，成为洋务物资重要转运节点，留下深刻洋务印记。

　　二潮商政萌（1870年后）：王韬、薛福成等倡导早期商政思想，大通顺势兴商建制，成立大通总商会，孕育近代商贸雏形。

　　三潮商务局（1870年）：郑观应倡导成立商务局，大通积极响应，设立商贸管理相关机构，推动本地商业规范化发展；

　　四潮兴学堂（1884年中法战争后）：战后兴起兴学办校之风，大通率先开设学堂、创办女子学堂，开启本地近代教育之路；

　　五潮新风吹（1895年甲午战争后）：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倡导言论自由、兴办新式报刊、设立邮政局，大通紧随其后，创办报刊、开通邮政，传播新思想、便捷民生；

　　六潮革命起（1900年前后）：自立军起义在大通掀起革命浪潮，成为本地最具影响力的革命印记，推动反清思想广泛传播；

　　七潮新政立（1911年辛亥革命后）：辛亥革命胜利后，大通响应号召，助力省军政府组建，见证近代政权更迭的历史进程；

　　八潮党旗扬（1927年北伐战争时期）：北伐战争期间，铜陵首个中共党支部在大通诞生，播下红色革命火种，开启本地红色历史篇章。

　　大通的近代史，便是一部完整的长江流域近代通史。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从民主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中国近代化的每一个重要阶段，都能在这座长江小镇找到清晰的印记，这在全国的古镇中，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这是一页来自老课本的珍贵书页，在“温习（二）”的课文中，明确将大通与怀宁、芜湖、蚌埠等并列为安徽省重要城镇，清晰标注其“在长江南岸”的地理坐标。这一记述，印证了大通在近代安徽交通与商埠格局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千年古镇的历史地位提供了鲜活的文献佐证。

　　▲这是一册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由安徽省教育厅发行的《短期小学课本（上册）》实物内页（页码42、43），为竖排繁体、右翻装帧的泛黄竹纸本，是民国时期安徽地方化小学教育的珍贵遗存。

　　▲这是一页来自民国时期安徽省短期小学课本的内页（页码42），是民国安徽乡土教育的珍贵实物。

　　▲这两件民国时期的珍贵实物，是大通“小上海”商埠地位的鲜活见证。

　　左图：一枚由大通振通电气公司寄出的实寄封，邮戳与商号落款清晰可辨，记录了古镇近代工业与邮政网络的发展脉络。

　　右图：一张写在“大通振通电气公司用笺”上的手札，红栏信笺与遒劲字迹，尽显近代企业的规范与活力，也印证了大通作为安徽重要商埠的历史地位。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交通部大通电信局代电。这份公文详细记录了当时的土地权属与机构事务，是反映铜陵大通古镇近代交通通信发展及地方行政的重要历史文献。

　　彼时的大通，是名闻中外的“小上海”。万商云集，船楫如梭；三街十三巷的青石板路上，回荡着五湖四海的乡音。

　　八大钱庄柜台前，往来着南北盐商；四大剧院戏台上，演绎着人间悲欢。这座长江之畔的小镇，以开放、包容、繁荣的姿态，成为近代长江流域一颗璀璨的明珠。

　　整理说明：本文根据铜陵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大通文化研究会首届会长张三友先生接受上海人民广播电视台《长三角之声》栏目采访组两个多小时的口述录音整理而成。

　　本文部分历史老照片由张三友、高满保先生提供，谨致谢意！

　　作者：方敏